秦汉文化的海洋元素：重现历史的“蓝色记忆”

□王子今

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与文化交流，是中国历史上多彩而生动的篇章。从秦始皇、汉武帝出巡海上，到“海上方士”展现智慧、“海人”的生产经营、“海贼”的武装抗争，海洋不仅是展现政治权力的空间，更是经济生活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当时的番禺（今广州）作为南海郡治、南越地方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所在，见证了秦汉帝国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通过海路对外辐射的汉文化的辉煌。

通过梳理秦汉时期的海洋意识、政治举措、文化交融以及对外交流，可以考察这一时期海洋文明的多维度发展。从秦始皇之罘刻石“临照于海”到南洋航路载运“杂缯”的“蛮夷贾船”，从“秦东门”设置到斯里兰卡发现的“半两钱”，从徐福东渡的传说到“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通过秦汉帝国的“蓝色”印记不仅可以读懂中国历史海洋篇章的初页，也可以了解后世艰苦的海洋开发的基础。

秦汉精神

以雄心和努力成就的伟业闪耀着秦汉文明的辉煌。

从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到曹丕代汉，秦汉两朝前后历经440余年，推动中国历史迈入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大一统政体成立并得以巩固，经济生产得以进步，管理政策也走向成熟，文化形态呈现新的面貌。

海洋，在秦汉人的意识中，是财富资源、交通条件，同时也是未知的世界；是时常发生奇异现象的仙居，同时也是蕴含挑战的险地。海洋既是帝权推行效能的极端边缘，对有些社会人群来说，也成为自由生机蓬勃发育的优越场所。

神秘的海域，始终牵动着秦皇汉武等有为君王的战略目光。自大一统格局确立以来，中央政权便将漫长海岸线的控制纳入行政要务。与此同时，秦汉文化鲜明展现出的时代精神：锐意进取的英雄气魄、追求功用的务实原则、宏大宽怀的开放胸襟以及积极创新的科学追求，辉映秦汉时期的海光日影，生动闪耀。

天下海内

“天下”与“海内”，自东周以来成为对应的概念，也是习用文辞。在秦汉时期，二者的结合，成为社会通行的语言定式。控制“天下”与“海内”，被看作政治权力无上的象征。

在上古社会意识中，中国、中土、中原被视为天下的中心，人们用“四海”来标记中原文化辐射渐弱或未及的远方。“海”的字义最初与“晦”有某种关联，体现了中原人对遥远未知世界的特殊心理。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思想流派共同关注“天下一”和“一天下”的理念。“天下”与“海内”作为对应概念频繁出现，体现了社会海洋意识的觉醒。墨子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韩非子》中“天下”一词则出现达267次之多，强调要“明照四海之内”“富有四海之内”“独制四海之内”；《山海经》明确以“海内”“海外”作为篇名。“天下”与“海内”地理称谓的同时通行，说明当时中原居民的海洋意识全面影响了他们的文化态度。

至秦汉大一统时代，“天下”与“海内”的对应关系被强化为政治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贾谊《过秦论》总结秦政“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晁错称“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盐铁论》《汉书・韩安国传》等也屡以“天下”与“海内”对仗行文，形成“天下之富，海内之财”“海内为一，天下同任”等语言范式。这些文字，都反映了以大一统理念为基点的政治理想的表达，已经普遍使用了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

燕齐方士

燕齐方士堪称海上世界探索的先行者，他们书写了中国最早的海洋文化学篇章。

作为环渤海地区较早关注海上景物并参与开发海上交通的知识群体，燕齐方士的海洋探索活动，因帝王对长生的向往，而获得了官方的行政支持。方士们的人生往往呈现两面性：一方面，他们以追求富贵为动机，实施着“阴险的政治诈骗”；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艰险的海上航行积极探索海洋知识，进行了中国早期海洋学的初步建构。当时，内地上层人士所掌握的海洋知识往往来源于方士。

自战国时期起，方士便以探索神秘海域著称。齐威王、齐宣王以及燕昭王都曾组织前往渤海寻找三神山的航行。方士们所描述“望之如云，及到，反居水下”的情景，使人联想到海洋气象中的海市蜃楼现象。在秦始皇时代，方士群体与执政集团的关系愈发紧密：徐福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东渡寻仙，携带五谷与百工，可能通过早期海外移民促成了文化的传播。秦始皇曾经营造“海池”并且在陵墓地宫建构了地下的“大海”。汉武帝建章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海洋模型”，也表达了他对海洋的无限向往——“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考古发现印证了海洋文化对内陆社会生活的介入。汉景帝阳陵外藏坑出土的“海相的螺与蛤”等海产品遗存，折射出海洋文化对内地社会的影响。有学者介绍，在陵园内封土东侧外藏坑K16和K14盗洞中，出土“海相的螺和蛤”。这些水生动物有些是以海洋为基本活动环境的，比如分布于中国沿海及朝鲜、日本和印度等地的文蛤和扁玉螺等，已经成为当时皇族饮食生活的消费品。

在当时食品保鲜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些海洋生物是如何来到内地、来到西北高原、最终成为皇族的餐食内容的？目前细节不得而知。有研究者推测，这些海产品可能是沿海郡国供奉给皇室，或通过贸易获得。动物考古学者则指出，“文蛤除在汉阳陵出土外，还在长安沣西马王村周代晚期灰坑中出土过”。在陕西关中其他遗址中也有相类同的发现，有研究者认为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有沿海地方贡献“海物”的推想。

我们注意到，汉代人以海洋性动物螺和蛤作为食材，或与神仙追求的意识背景有某种关系。《淮南子》记载方士卢敖（即秦始皇时期引发“坑儒”事件的卢生）曾“栖巨鳌之甲，食蛤蜊之肉”，这种方士阶层的饮食行为暗含与神仙信仰相关的意涵。王充《论衡》进一步阐释，认为食蛤蜊等海产品可“食精身轻”“故能神仙”。

关于食用“海物”的另一个关键词是“鲍鱼”。秦始皇沙丘病逝后，赵高等人秘不发丧，以车载鲍鱼混淆尸臭，是广为人知的故事。后世文人的咏史诗怀古诗常常表现这一主题。如元人胡助《始皇》诗云：“环柱中车几不免，沙丘同载鲍鱼回。”——鲍鱼这种海洋生物，成为秦始皇“万世帝王业”政治表演最后落幕时的道具。

秦皇汉武

“龙惊汉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烂漫游。”秦始皇和汉武帝，可能是历代王朝对海洋深怀特殊情结的帝王。

秦始皇实现统一后五次出巡，四次来到海滨。这当然与秦帝国海疆“东有东海”“地东至海”的政治地理意识有关。

在“初并天下”后不久，秦始皇即“亲巡远方黎民”“周览东极”，“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之罘刻石有“临照于海”“昭临朝阳”等语，大海的广阔壮丽，无疑曾给予来自西北黄土地带的帝王以心理震撼。

而后他曾在琅邪作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议于海上”。战国秦汉时期，山东胶南的琅邪港作为“四时祠所”所在地，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航线的起点。秦始皇与重臣“议于海上”，可能并非停留于海滨，而是真正于海面议政。结合《史记·封禅书》所载汉武帝“宿留海上”文例推测，此举应理解为其站立在“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点上，对超越“古之帝者”“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之炫耀，是面对陆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

秦始皇之后，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位对“东海”心存热望、多次“东至海上望”，甚至“浮行海上”的帝王，就是汉武帝。他的出巡规模和次数，在中国古代帝王行旅记录中甚至超越了秦始皇。汉武帝一生至少十次至于海上，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六十八岁的高龄。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的海上之行，途中行历长江，有江上射蛟的壮举（与秦始皇海上射巨鱼相类似）。有学者认为蛟就是扬子鳄，是龙形象的早期表现。

秦汉大一统政体成立之后，中央执政机构面临的行政任务包括对漫长海岸线的控制，神秘的海域亦为秦皇汉武等有作为的帝王所关注。沿海地域共同的文化特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秦汉帝国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课题，也是行政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课题。

秦汉执政者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紧密相关，是大一统政体下中央行政的重要任务。秦始皇统一后，最初以琅邪为重点，但后来随着对南海的控制（如设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海洋控制中心南移到位于连云港附近的“秦东门”。东海控制重心的南移，因由可能在于秦帝国海洋控制范围的扩大。

今天，我们在广州的讲座上谈及秦汉海洋控制时，要注意到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同时还用兵岭南，进军虽有楚文化的长期影响、然而楚人并未进行行政控制的地方。秦的统一不仅是对六国的征服，还包括向“南海”以及向“北河”两个方向的扩张。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四海”“海内”的概念在政治意识中日益强化，如董仲舒所言“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就认为帝王的权力和功德应扩展到海边，否则是不完整、不理想的。这体现了海洋在政治理念中的重要地位。这样的理念成为主流意识，强调了专制权力下海洋控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海”的控制，是据有“天下”的一种象征。而这也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同样的话语，也出自东方朔口中。《续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补引干宝《周礼》注，也可见“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说法。

十年前，我在《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后记中曾写道：“我生在东北，长在西北，很晚才第一次见到海。作为个人，我们在海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但是回顾历史，我们民族曾经有面对海洋高大强劲、积极有为的时代。比如秦汉时代，辛劳的‘海人’，多智的方士，勤政的帝王，他们在海上的活动，称得上是中国海洋探索史和海洋开发史上真正的‘大人’与‘巨公’。”

丝路千年

自秦始皇开始表现的海洋探索的雄心，不仅见于今天山东、河北的沿海石刻，更洋溢在南海的波涛之中。今天的广州，两千年前已是秦汉帝国面向海洋的“南大门”。这里发生的故事，揭示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军灭楚之后立即挥师继续进军，“南征百越之君”。战事发生在灭燕、灭齐之前。关于秦平定岭南的具体起始年代，应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但是讨论秦统一的进程，应当重视对珠江流域的占有，超越了楚国对岭南地方的行政影响。公元前214年，秦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值得注意的是，秦对岭南的控制通过大规模移民“与越杂处十余岁”实现，促进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越地海洋文化的融合。秦始皇在其有生之年虽然没有来得及亲临番禺，但他“望于南海”的政治宣言，透露出了宏大的抱负。

番禺在今广东广州，为秦置南海郡治所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之绮丽华贵，说明其地之富足。《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番禺“南国都会”地位的形成，带动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也促进了岭南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对于南洋方向的海上远航，也提供了作为出发港的优胜条件。

有学者曾判定，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宏大遗存为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一些研究者持保留意见，认为或许还是与宫苑建筑存在关系。但毫无疑问，广州、合浦、徐闻等地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以及舶来的玻璃器、香料与珠宝等文物，印证着《史记》所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的贸易盛况，也反映着当地作为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的历史事实。南海郡地方以番禺为基点的名港组合如“徐闻、合浦船行”的海上航运条件，对于中国海洋开发史以及世界海洋贸易史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秦代以后，南海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通过海路实现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而海外文化传入中土，这里也是首先登陆的地点。连云港孔望山汉代佛教石刻的发现，提示佛法可能经海路传入。有的高僧自印度泛海至岭南，再北上中原。从这一角度看，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秦代南海郡在南洋交通开发事件中的领先地位和首要地位，是从事中国航海史、中国早期海洋贸易和中外海上文化交流史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之不可忽略的重要命题。

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展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西北与东南成为对外交流的两大方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海洋是实现文化交流的最佳交通条件之一，而草原则如同“未曾开垦的海洋”，同样具备交通便利的特性。这种见解提示了海洋与草原在文化传播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同时也解释了汉代文化对外联系的基本格局——东南海疆与西北草原共同构成文化传播地理条件的历史事实。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展开。这两条通道不仅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对于展现秦汉时期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推进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融合，共同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

注：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作者王子今2025年3月在广东省博物馆所作讲座《秦汉文化的海洋元素》和讲座后访谈以及王子今所著《秦汉海洋文化研究》。羊城晚报记者潘玮倩参与访谈及文字整理。

编辑：邬嘉宏

来源：金羊网